与此同时，西方文化非常重视控制自我与周遭环境，但是对于精神疾病他们却难以控制。不同于接受灵魂附体这一观点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文化中的家庭成员都期望自己的亲人可以凭借自身的意志力变得更好。患者因此感到更加孤独，根本无法回归工作状态，因而他们的精神疾病往往被视为永久性疾病。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方向存在弊端。他们还认为，精神分裂疾病的研究进展近几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发生了显著的恶化。他们呼吁各方开始新的研究计划。

其他的研究表明，不同药物的使用方式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限制使用抗精神类药物，从长远来看，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精神疾病治疗而言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即便如此，也没有一项研究表明，西药对于精神类疾病患者的病情有多么明显的改善效果。

4.精神疾病方面的销售

美国试图出口他们对精神疾病，包括各种错觉的研究和疗法，它热衷于此的原因之一，就是制药公司巨大的销售利润。最好的例子是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制药公司说服日本大众相信他们患有名为“kokoro no kaze”的轻度抑郁症，又称“灵魂的感冒”。于是顺理成章地，制药公司向他们销售昂贵的抗抑郁药作为治疗。

即便在那时，日本医学界也仅处理过几起重度抑郁症。日本自杀率是美国的2倍之多，显然日本国民的精神健康存在问题。日本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在390天左右，相对美国的10天以下，二者相差甚远。理论上，日本人并不存在轻微抑郁的问题。但在制药公司利用媒体大肆宣传后，就诊抑郁症的病人比例在短短4年内上涨了百分之五十。

精神病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我可以让你辨认出全球处于完全不同环境中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但轻度抑郁却是截然不同的，无数症状都能被贴上轻度抑郁的标签。”闷闷不乐和轻度抑郁很难划分界限。所以，日本人很有可能因为这点，才开始认识到这些症状甚至称不上是轻微抑郁。他们无数次被告知，要治疗这些症状必须用药。

一个名为美竹直哉（Naoya Mitake）的39岁男人，两年时间里服用过各种不同疗程的抗抑郁药以治疗失眠和疲劳症。他深受制药公司蛊惑，觉得他的情绪变化是有药理依据的，只有药物才能治疗。但这些药并没有治好他，后来他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治疗方法：禁食。

精神病学专家小野丰（Yutaka Ono）向《纽约时报》记者解释道：“制药公司对于轻度抑郁的宣传广告强劲有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士从医院出来，微笑着说：‘寻求医生的帮助后，现在我一点都不抑郁了！’众所周知的是，抑郁没那么简单，否则就不是抑郁症了。”即便如此，1998年到2003年期间，抗抑郁药物进行市场营销后不久，其在日本的销量就比之前翻了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