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的大脑试图解读因心理疾病而伴生的痛苦时，可能会出现错觉（与理智及客观现实相冲突的一种强烈的信念）。很多人认为错觉是因人而异的，就像指纹一样独一无二。但事实上，错觉是由大脑根据我们所处时代的技术和文化塑造出来的。就像衣服和发型一样，错觉也有入时和过时之分。其他文化会将错觉出售甚至是出口给我们。不幸的是，当陷入这种错觉时，我们可不能指望心理医生的建议了，因为他们可能也跟你我一样被这些错觉所误导。 

10. 文化影响 

当我们试图去理解和描述事物，包括描述自身的错觉时，文化为我们提供了背景材料。那些尝试“治愈”我们的人——不管是医生、神父或是巫医——在描述心理疾病症状的同时也在加深着我们的错觉。 

“我们可能会认为文化具有一张‘症状综合表’——这是人无意中表露出来的一系列生理症状，即心理冲突的物理表现，”医学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如此对《纽约时报》记者解释，“抽搐、突然性失语、或者是脚部的剧烈疼痛可能成为某一时期这一综合表上出现最多的症状。而有些时期，人们则会以腹痛、体重的突然变化和萎靡不振为依据判断此人是否处于压力状态。” 

例如，一些东南亚的男性可能患上恐缩症（koro），表现为虽然生理上并没有出现任何变化，但患者总觉得生殖器正在萎缩。在中东地区，人们觉得患有Zar（由宗教对人的精神占据所引起的精神恍惚）的人是被鬼魂附了身。这些被附身的人可能会突然大喊大叫、大笑、大声唱歌来发泄情绪。 

大众错觉亦受此鬼魂说的影响。那些在15至19世纪深受大众错觉迫害的修女就是例子。一旦严格的宗教教义与关于恶魔的说法相结合，这些平时便饱受压迫的女性便成了受害者。她们由于精神上的压迫导致了严重的癔症，包括咒骂、展露和摩擦自己的外阴部，甚至是像交媾一样插自己的屁股。最后牧师们以驱逐恶魔之名将一些修女监禁或烧死。 

18世纪到20世纪早期的这段时间里，西方工厂里极端的工作环境也引发了工人们的一些反常行为、抽搐和神经症状。 

进入20世纪以来，大众错觉渐渐转换成对环境和战争的焦虑。一战时9万民众因毒气丧命的记忆仍深深存在于美国人的脑海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在20世纪30年代时，一些住在弗吉尼亚州的农民坚信有人在夜间朝他们的房子喷洒毒气。然而经警方调查，“毒气”其实是房内流通的气流和因烟囱堵住而回流的气体。 

“911”事件后人们对炭疽的恐惧也曾引起过许多虚惊一场的事件。例如，2001年10月，一名学生和他的老师宣称他们在拆信后感觉前臂有化学烧伤的灼伤感。然而，警方事后调查发现信封并无任何异常。 

9. 技术影响 

尽管因孤独、疏远和其他焦虑会引起错觉的理论已成滥调，但这些症状的表现形式会随着时间改变，并反映出文化和技术的变化。19世纪末以前，巫术和其他迷信控制着人们的错觉。但当新的技术，例如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电力、X光、激光和网络出现后，巫术和迷信就不再流行了。 

人们的错觉不再受旧事物影响，除非因某些原因他们的心依然沉浸在旧世纪里不能自拔。当今错觉的影响主要来自电脑和网络，上世纪40年代的无线电波的影响力已经消亡。 

2010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电脑使用时间的延长会引发一些出人意料的精神问题。在3个独立的案例中，研究者发现之前并无严重心理问题的30-50岁女性在每天长时间使用互联网后都出现了错觉甚至是幻觉。她们开始对现实的伴侣不满，却与网友发展出甜蜜“新恋情”。时间长了之后，这些女性渐渐与现实断绝了联系。她们中的一人觉得她能感觉到网上情人的触碰，尽管他们从未见过面。这些女性都需要服用抗精神病药物以停止她们的幻想并回归到现实。 

另一个案例讲的是一个男人坚信他的电脑会给他植入思想，并通过键盘来毒害他。 

在古代，新材料也曾是当时的新技术。例如，17世纪玻璃流行之时，因玻璃而生的错觉应运而起。这似乎始于多疑的法国国王查尔斯六世，他总幻想自己可能遭到背叛和暗杀。他有时会觉得自己被诅咒了，不能多动。因为认为自己是玻璃制品，查尔斯六世总是担心自己会碎掉。他还用毛毯将全身都包裹起来，防止屁股碎裂。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这种种症状表明了人对脆弱的恐惧以及害怕在公共场合丢脸的心理。上世纪60年代也出现过一个比较罕见的案例，一个荷兰的年轻人告诉BBC记者，人们看他的时候就像在看窗上的玻璃。“你是看不见窗上的玻璃的。但它就在那儿，”这个年轻人说。“那就是我。我在那儿，也不在那儿，就像窗上的玻璃。” 

8.媒体与娱乐的影响 

无论1938年奥逊·威尔斯（Orson Welles）的无线电广播剧《世界大战》是否真的引发了持续多年的恐慌和巨大错觉，我们都知道媒体与娱乐中的话题是可以让人们产生错觉的。 

2008年时，澳洲的医生发布了史上第一个由于气候变迁而引发人类产生错觉的案例。他们的病人——一个17岁的男孩，坚信这个世界正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生态破坏。他不肯饮水，因为他认为喝水会使数百万人失去生命，这会让他觉得有罪恶感。很快人们便提出了抗议，他们指责媒体散播耸人听闻的消息，导致男孩产生了错觉。一个博客还用了这样的标题：“艾伯特·阿诺·戈尔（Al Gore）着实把人们逼疯了”。但我们也知道，人们可以通过错觉来表达他们内心的焦虑，他们的故事体现了他们所处时代的特色。 

娱乐也会让人们产生错觉。有些人认为自己是电脑游戏中的角色，还有一些人坚信他们与明星有着恋爱关系或是被明星纠缠。 

楚门秀错觉（TSD）是以一部美国电影命名的，该电影用现代的故事描述了害怕被迫害与被控制的焦虑感，讲述了一个男人发现自己生活在一个纪实性肥皂剧中的故事。现如今，生活中充斥着如此多未被允许和未经告知的影像，它们记录着我们的私人生活片段；同时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要登上真人秀舞台。这让许多人产生了错觉，他们觉得自己就是真人秀中闪闪发光的主角。 

“精神病人们感觉他们的家人都在照读讲稿，任何时候摄像机都在无死角拍摄，他们毫无隐私而言。”精神病医生乔尔·格德(Joel Gold)在美国国家公共电台上这样说道，“对大部分人来说这是非常令人不安的。对少部分人来说，觉得自己是这地球上最有名的人会让他们有些兴奋。但最终，即使是这些人都会濒临崩溃。” 

格德认为楚门秀错觉（TSD）至少在某一方面是不同寻常的。大部分的错觉都是围绕着一个不真实的区域或是某一种不真实的生活状态，比如被外星人绑架；然而楚门秀错觉（TSD）却涉及了病人所在的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是不真实的。 

7.美国式精神病 

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在他的著作《如我们一样疯狂》中指出美国将精神疾病的治愈方法传播到了其他国家。甚至在美国对疾病的定义与其他国家并不相符的情况下，这种传播就已经开始了。 

尽管某一种抗生素可以治愈世界上任何地方同种细菌造成的感染，但是在精神疾病领域这种方法却并不适用。沃特斯对这种现象表示质疑，他认为如果不能根据当地风俗文化制定治疗方案，就不能帮助到这些病人。 

“不是说他们身上不存在疾病与痛苦，也不是说患者们故意将他们的症状与某种疾病相对应，”沃特斯写道，“我的意思是，精神疾病是患者思想上的疾病，如果不理解由其思想主导，并根据特殊文化背景产生的想法、习惯和心理倾向，就不能真正了解这种疾病。” 

2004年斯里兰卡海啸过后，美国精神科专家赴当地给予帮助。他们以为斯里兰卡人民会产生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但是这种症状并没有发生。“大部分人担心的不是噩梦或是海啸画面的回想，”心理创伤专家盖伊特瑞·费尔南多(Gaithri Fernando )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最大的精神创伤并不是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是陷入了社会秩序的混乱。” 

美国人的创伤体现在思想中，而斯里兰卡人的创伤体现在社会群体中。美国心理学专家肯·米勒（Ken Miller）在阿富汗、波斯尼亚、危地马拉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症状没有出现在这些国家的战争类创伤中。将美国的精神病学传播至一些特定的国家，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都或多或少的显得有些不协调，就像让纳米比亚的巫医去治疗经历911恐怖袭击后的美国病人一样。 

对于一些人来说，事物的变化会让他们感到焦虑并因此产生错觉。那美国精神学家们通过坚持或是改变其他文化中关于压力的定义或是解决压力的办法来治疗这种错觉，是不是会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呢？我们简短的回答这个问题，精神病学中美国的治疗方法不一定总是最好的，也不一定有最好的治疗效果。它们也不一定是病人们最热衷的治疗方法。 

6.为我们诊断病情的医生也有痴心妄想症 

一些医生认为他们自身对精神类疾病的评判和看法十分客观。在一小部分的美国从业者眼中，其他国家也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妄想文化，只是美国医生选择了科学的方法来医治脑部疾病。 

然而，美国医生也同其他人一样，妄想着用惯有的方法医治精神疾病。对那些检查大脑的高端仪器、改变大脑化学物质的昂贵药物，很多医生甚至都不太了解。就像是伊桑·沃特斯（Ethan Watters）说的那样，“所有的精神疾病，包括抑郁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甚至是精神分裂症，都受到了文化信仰以及现今社会发展趋势的影响，就像是每一个曾患癔病性腿部麻痹或忧郁症等相关精神疾病的患者都曾歇斯底里过一样”。 

正如我们看到的斯里兰卡，西医认为他们完全了解诱发精神疾病的生活事件，他们也确信他们知道此类疾病的治疗方法。一些美国医师也认为，从病人那里了解个人创伤的细节，通过病人的情绪发泄进行病情分析判断是治疗精神疾病万全的办法。每个人生而在世，心灵都是脆弱的。但也有许多类似澳大利亚这样的发达国家表明，他们对此治疗方法不予苟同，美国的这种治疗方法毫无有效性可言。 

当然，这并不是说美国医学界所采取的这一方法在医疗效果上没有丝毫提升，无法帮助任何国家的患者。但似乎美国的医生们从没想过要改变自己对精神疾病的医治思路。 

5.发展中国家有更好的发展 

早在70年代初，世界卫生组织（WHO）将精神分裂患者的国际研究分为三大类，这一分类方法持续了30年之久。结果表明，相比于发展中国家的复发率而言，欧洲精神分裂患者的复发率高达67%！ 

这一数据引发了广泛的争议。一种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对于精神分裂患者的医治方法更加亲民，更加易于在社会群体中维持。人类学家巨力·麦格德（Juli McGruder）致力于精神疾病研究，他的家人们居住在桑给巴尔岛，在那里，岛民都相信灵魂附体这件事。 

“基督教驱除鬼神的方法无法驱逐穆斯林和斯瓦西里的鬼神，”麦格德这样向《时代周刊》讲述，“相反，人们能够用食物和物资诱惑这些鬼神，用歌声和舞蹈宴请他们，从而安抚鬼神不再做坏事。”这类患者的疾病被称为临时疾病，而不是一种新的病情。当病情进入缓解期，患者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会再次回到社会生活中。 

与此同时，西方文化非常重视控制自我与周遭环境，但是对于精神疾病他们却难以控制。不同于接受灵魂附体这一观点的发展中国家，西方文化中的家庭成员都期望自己的亲人可以凭借自身的意志力变得更好。患者因此感到更加孤独，根本无法回归工作状态，因而他们的精神疾病往往被视为永久性疾病。 

一些研究人员认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方向存在弊端。他们还认为，精神分裂疾病的研究进展近几年在发展中国家的情况也发生了显著的恶化。他们呼吁各方开始新的研究计划。 

其他的研究表明，不同药物的使用方式成为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方向。这些研究人员得出结论限制使用抗精神类药物，从长远来看，这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精神疾病治疗而言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即便如此，也没有一项研究表明，西药对于精神类疾病患者的病情有多么明显的改善效果。 

4.精神疾病方面的销售 

美国试图出口他们对精神疾病，包括各种错觉的研究和疗法，它热衷于此的原因之一，就是制药公司巨大的销售利润。最好的例子是二十一世纪初，美国制药公司说服日本大众相信他们患有名为“kokoro no kaze”的轻度抑郁症，又称“灵魂的感冒”。于是顺理成章地，制药公司向他们销售昂贵的抗抑郁药作为治疗。 

即便在那时，日本医学界也仅处理过几起重度抑郁症。日本自杀率是美国的2倍之多，显然日本国民的精神健康存在问题。日本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在390天左右，相对美国的10天以下，二者相差甚远。理论上，日本人并不存在轻微抑郁的问题。但在制药公司利用媒体大肆宣传后，就诊抑郁症的病人比例在短短4年内上涨了百分之五十。 

精神病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我可以让你辨认出全球处于完全不同环境中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但轻度抑郁却是截然不同的，无数症状都能被贴上轻度抑郁的标签。”闷闷不乐和轻度抑郁很难划分界限。所以，日本人很有可能因为这点，才开始认识到这些症状甚至称不上是轻微抑郁。他们无数次被告知，要治疗这些症状必须用药。 

一个名为美竹直哉（Naoya Mitake）的39岁男人，两年时间里服用过各种不同疗程的抗抑郁药以治疗失眠和疲劳症。他深受制药公司蛊惑，觉得他的情绪变化是有药理依据的，只有药物才能治疗。但这些药并没有治好他，后来他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治疗方法：禁食。 

精神病学专家小野丰（Yutaka Ono）向《纽约时报》记者解释道：“制药公司对于轻度抑郁的宣传广告强劲有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士从医院出来，微笑着说：‘寻求医生的帮助后，现在我一点都不抑郁了！’众所周知的是，抑郁没那么简单，否则就不是抑郁症了。”即便如此，1998年到2003年期间，抗抑郁药物进行市场营销后不久，其在日本的销量就比之前翻了5倍。 

3.人际关系与错觉 

斯坦福人类学家谭亚·鲁尔曼（Tanya Luhrmann）研究精神分裂者处理自己幻听的方式，并将其作为诊断患者的条件之一。研究发现，美国患者听到的声音尖锐富有压迫性，而加纳和印度患者则觉得这些声音是温和、有趣的。 

鲁尔曼认为美国医生诊断这些精神性疾病时的注意力也应当放在幻听和文化差异方面。她说：“我们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神性疾病患者有不同的的幻听经历，这说明人们对声音的关注点会改变他们听到的声音。这个观点也许有临床价值。” 

有一项研究针对60名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展开，其中来自加纳、印度和美国的患者各20名。鲁尔曼发现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患者都听到过悦耳的和刺耳的声音，窃窃私语和不明来源的嘶嘶声。当然，不同点在于他们自身的经历不同。所有美国患者都有消极的经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的病灶在大脑，就像是有炸弹在耳边轰炸一样。 

大约有半数的印度患者的亲友劝他们完成调研任务。有时，他们觉得那些声音欢快动听。而且大多数人不会将幻听归为脑部疾病。加纳病患的情况与此相似，在他们的文化里，他们相信灵魂是会说话的，所以他们不会将幻听归于心理疾病。半数加纳患者都以积极心态叙述他们的经历，其中，有百分之八十的人认为他们听到了上帝的声音。 

鲁尔曼坚信患者的不同表现反映其不同的文化背景。美国人崇尚自立、个性和控制，而加纳人和印度人通过与他人的关系定义自己。这揭示了治疗精神分裂症新颖有效的方法，比如命名患者听到的声音以及将其同这些病患建立联系。 

Intervoice宣传团体（advocacy group Intervoice）创立人，马吕斯·罗默（Marius Romme）博士告诉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记者：“问题不在幻听，而在于患者无法直面他们的经历。”鲁默的同事德克·高士顿（Dirk Corstens）博士也认为:“使用药物弊大于利，所以在治疗精神性疾病患者时，应当限制使用药物。” 

2.化学失衡争论 

美国销量最好的药物是一些治疗心理疾病的药物，然而有证据表明，这些药物并不能用于治疗会引起心理疾病的化学失衡。事实上，针对心理疾病开发的第一批药物——氯丙嗪（Thorazine）、眠尔通（Miltown）、异丙肼（ Marsilid）——实际上是用于消除感染。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药物能减缓精神症状，也能够影响大脑的化学物质。但这些药物并不用于治疗大脑里异常的化学物质。化学失衡理论是用于解释药物的用途，但几十年的研究也未能证实化学失衡假说中几种不同的药物能够治疗心理疾病。 

即便如此，更重要的问题是药物是否有效。 欧文·基尔希（Irving Kirsch），一位英国心理学家，通过审查已公布的抑郁症的临床试验结果，最初发现安慰剂药效大约相当于抗抑郁药物药效的82%。但他最重要的发现是制药公司可以销毁掉他们不喜欢的测试结果。他们能一直测试，直到得到能够公布的理想结果。 基尔希认为，这些药物同用于治疗的安慰剂无显著临床差异，即使有点小差异，在实际治疗方面也并不重要。 

他还发现那些非抗抑郁药物，如镇静剂（sedatives）、甲状腺激素（thyroid hormones）、兴奋剂（stimulants）、麻醉剂（opiates），甚至某些草药（herbal remedies），在减轻抑郁症症状时和抗抑郁药有一样好的疗效。当他发现高剂量的安慰剂有副作用时，在这些抗抑郁药品中他也观察到相同的结果。因此他得出结论，病人相信对他们来说，这些存在副作用的药物比无副作用的安慰剂有更好的疗效。基尔希的研究只是这个复杂课题的冰山一角，没有人会因此减少药物。但是它引发了人们对药物疗效问题的关注，所以会有人对此课题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1.我们的错觉最终将逐渐消失 

在西方社会，我们深信我们治疗心理疾病的方法是科学的，也比任何时代任何文化的心理健康从业者的治疗方法更成熟。这种傲慢的态度让我们在看待早期治疗时带着嘲笑和可怜的眼光。 

美国精神病学协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 ）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被称为“精神病学的圣经”，它列出了在美国被认为是心理疾病的一些症状。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它定义了我们社会里的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它能让我们自由，也能让我们被迫进行药物治疗，还能把我们关起来。 

然而，《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客观。美国精神病学家丹尼尔·卡尔拉特（Daniel Carlat ）解释说：“多年来，精神科医生从医药公司获得最多的钱，因为我们的诊断是主观且具有可扩展性的，我们也没有什么合理的理由选择那一种治疗方式而不是另一种。”卡尔拉特还说他每小时中超过80%的时间都在开药而不是谈话治疗，所以他只是为患者开药。 

他说：“患者往往认为精神病医生是神经递质的向导，对于任何不正常的化学失衡可以选择正确的药物。这夸大了我们的能力，而制药公司、我们自己以及患者对治愈的渴望，都促成了这种想法。” 

精神科医生询问患者的症状以查看它们是否符合《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SM）上的任何条件。条件越符合，医生开的药物就越多。这是对患者贴标签的一种方式，不仅使患者得到照顾，也帮助医学界赚钱。但根据卡尔拉特的说法，这并不意味着他知道他在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