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网】 他们穿着新潮的服装，期待“轻松”的岗位，又有着复杂的情绪，能轻易满足，又极易失落，只在私下交流中含糊承认“有点自卑”。

他们就是如今数量日益壮大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为了近距离倾听他们的真实想法，笔者通过走访人力资源市场、约见在职农民工、采访专家等形式，了解众多新生代农民工的生存状态，倾听他们的内心诉求。

模糊的身份认同

每周五，都是市人力资源市场里各大企业“招兵买马”的日子，今年市场的火爆带来了新一轮农民工求职难。走访市场，可以发现新生代的农民工工作动机已从简单的赚钱向寻求自我发展的方向转变。20岁的金丽丽就穿着时尚的连衣裙，文件袋里工整地装着几分简历。她对新工作的基本要求是月薪不低于1500元。

和金丽丽一样，市场里有很多这样的农民工，他们身上看不出传统农民工的沉默性格和简朴装扮。不少人消费能力高，但工作耐受力差，换工作频繁，流动性强，大部分人都有着在外地打工经历，他们的生活方式已贴近城市生活。休息也不再是睡觉、打牌，而是网络和体育运动，一些受访者表示，他们的收入至少有三分之一用于休闲娱乐。

人力资源市场一位负责人表示，新生代农民工正在努力融入城市，但城市并没有敞开胸怀接纳他们，很多人缺乏对城市的归属感，成为城市之间流动的过客。他们对农村又感到陌生，不会像父辈一样，呆不下去就回农村。“所以，他们的身份已经模糊，认为自己既不是城市人，也不是农村人。”

现实的迷茫无助

市第四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主任杨泗学认为，很多农民工想在城市实现自己的价值，一半以上的人有自我创业倾向，但城市并没有给他们充足而公平的机会。

笔者约几位农民工见面发现，他们的出身都有一些共同特点：或因父母长期在外打工而成为“留守儿童”，或跟随父母辗转各个打工地，无法接受持续性的教育。同时，他们中大多数人是独生子女，本身也受到父母的过分宠爱。在城里的打工生活，他们却享受不到这些特权，打工者的身份让他们很难获得与同龄城市青年对话的机会，尽管自己试图融入到同龄人群体，最后才发现社交圈还是限于各类的打工者。

“我不可能一辈子都在这个岗位上的。”21岁的陆浩对自己的工作颇为不屑，“再锻炼几年，我会和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差也要找一份有升职潜力的大企业。”陆浩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就是“混”，拓展交际圈、结交朋友、参加各种应酬，尽管大部分应酬只在路边小摊，半数还是自己掏钱买单。他认为现在“混”就是为今后发展铺路。陆浩觉得郁闷的是，打工的身份成了让他总是只能结交到类似身份的朋友，他很难结交到一些“有本事的人”，“我一直在努力，可是城市总是不给我机会。”

脆弱的承受能力

富士康的连跳事件，残酷地展示了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脆弱的一面，其实，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呈心理亚健康状态，并不能简单归结于心态失衡导致的冲动。杨泗学认为新生代农民工普遍存在心理支撑系统脆弱的特征，这已经是社会各界必须面对的一大问题。

对于农民工心理支撑系统的建立，杨泗学建议，相关部门能够像帮农民工“讨薪”一样，把农民工的心理需求当作一项权利来看待，除了引导农民工注意自身情绪的调节外，也应给他们创造更加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社会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不能停留于提供工作信息的初级阶段，就业与失业之间有着漫长的待就业过程，这个过程是心理最易偏差之时，因此，就业服务机构还应提供讲座、培训、心理援助等配套服务。

对于用人单位而言，应当首先启动心理筛查机制，在招聘及工作中，通过不定期心理测评的方式关注员工心理变化，对重点人群实行监控与援助。同时，成立固定的心理援助组织，不定期开展精神卫生知识讲座，让员工正确认识自己与社会环境，提高心理适应能力与危机处理能力。

                         （编辑：贺耀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