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在那时，日本医学界也仅处理过几起重度抑郁症。日本自杀率是美国的2倍之多，显然日本国民的精神健康存在问题。日本精神疾病患者平均住院时间在390天左右，相对美国的10天以下，二者相差甚远。理论上，日本人并不存在轻微抑郁的问题。但在制药公司利用媒体大肆宣传后，就诊抑郁症的病人比例在短短4年内上涨了百分之五十。

精神病学教授凯博文（Arthur Kleinman）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中说：“我可以让你辨认出全球处于完全不同环境中的重度抑郁症患者。但轻度抑郁却是截然不同的，无数症状都能被贴上轻度抑郁的标签。”闷闷不乐和轻度抑郁很难划分界限。所以，日本人很有可能因为这点，才开始认识到这些症状甚至称不上是轻微抑郁。他们无数次被告知，要治疗这些症状必须用药。

一个名为美竹直哉（Naoya Mitake）的39岁男人，两年时间里服用过各种不同疗程的抗抑郁药以治疗失眠和疲劳症。他深受制药公司蛊惑，觉得他的情绪变化是有药理依据的，只有药物才能治疗。但这些药并没有治好他，后来他在不经意间找到了治疗方法：禁食。

精神病学专家小野丰（Yutaka Ono）向《纽约时报》记者解释道：“制药公司对于轻度抑郁的宣传广告强劲有力: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士从医院出来，微笑着说：‘寻求医生的帮助后，现在我一点都不抑郁了！’众所周知的是，抑郁没那么简单，否则就不是抑郁症了。”即便如此，1998年到2003年期间，抗抑郁药物进行市场营销后不久，其在日本的销量就比之前翻了5倍。

3.人际关系与错觉

斯坦福人类学家谭亚·鲁尔曼（Tanya Luhrmann）研究精神分裂者处理自己幻听的方式，并将其作为诊断患者的条件之一。研究发现，美国患者听到的声音尖锐富有压迫性，而加纳和印度患者则觉得这些声音是温和、有趣的。

鲁尔曼认为美国医生诊断这些精神性疾病时的注意力也应当放在幻听和文化差异方面。她说：“我们研究发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精神性疾病患者有不同的的幻听经历，这说明人们对声音的关注点会改变他们听到的声音。这个观点也许有临床价值。”

有一项研究针对60名成年精神分裂症患者展开，其中来自加纳、印度和美国的患者各20名。鲁尔曼发现来自这三个国家的患者都听到过悦耳的和刺耳的声音，窃窃私语和不明来源的嘶嘶声。当然，不同点在于他们自身的经历不同。所有美国患者都有消极的经历，所以他们觉得自己的病灶在大脑，就像是有炸弹在耳边轰炸一样。